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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当前改革需要攻克七大难关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2013年07月23日 

  习近平为何反复强调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习总书记上台后,先是重走邓小平的南巡之路,随后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他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改革?

  王占阳:习近平强调改革,实际主要有两大理由:一是改革开放既是过去的必由之路,也是现在和将来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不仅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的明天,即中国将会走向绝境。二是他已看到了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认为执政党必须积极地回应人民的呼声和期待。

  这两条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一是近年来有人或明或暗地把坚持改革开放界定为坚持过去已经完成的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是过去完成时,不应再是现在进行时了。他们即使仍说要改革,那也是指修修补补的小改革,而不是指作为一场革命的大改革。这就是要使改革停滞不前,也就是要从根本上中断改革路线。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重申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并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二是他强调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表明他已倾听到了人民的这种强烈呼声,而且很重视,要积极回应,而不是把人民的改革呼声当成打压对象。

  当前改革需要攻克七个难关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改革是否会顺利,存在哪些难点?改革的难度又有多大?

  王占阳:我认为当前存在七个难点:

  一是积累的问题过多过重,而且悖论很多,矛盾重重。积累的问题不仅包括一些改革前的旧体制、旧机制,特别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而且还包括改革后在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中形成的各种体制性的严重偏差,如收入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以及旧政体弊端严重恶化等等大问题。

  二是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深化改革的首要障碍。特殊利益集团既不想回到改革开放前,也不想继续前进,只想固守现状。他们认为现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最能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近年来已从“自在”变为“自为”,越来越自觉地防范、阻挠、反对深化改革。他们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实际是当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三是观念障碍依然存在,最突出的依然是意识形态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是妨碍改革大目标的形成和确立,所以是需要继续解决的大问题。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如此,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是如此。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虽然早已在原则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含义并不清晰。“社会主义”究竟是主要指公有制,还是主要指共同富裕?这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和核心目标,认为共同富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就降为手段,手段要服从于目的。按此思路,公有制少一点多一点只是手段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思想也就可以大解放。反之,如果以保持较高的公有制比重为核心目标,认为公有制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就会被降为次要的、附带的目标。这样,在公有制与共同富裕发生矛盾时,就会力保公有制,牺牲共同富裕。这就是新形势下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表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讲透,还需要进一步讲清楚。这是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以至于是否应当实现作为结果平等的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能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平等、普遍自由等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即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否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不是可行的,以至于是不是必要的?“左”派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搞社会主义就得消灭市场经济。“右”派说共同富裕是乌托邦,也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多的人则是在困惑中。显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颇大的思想障碍。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目标方面,虽然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大部分价值目标都已写进了宪法和党章,但在某些价值目标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议。特别是,与这些价值目标相配套的基本体制框架还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连雏型都没有。只说不搞什么并不等于说清了要搞什么。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体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政治形式。”但在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就难有大的突破。

  四是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体制改革也需要一定的体制机制支撑。有一定的体制才能有一定的改革。改革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也必然有所不同。但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有严重的缺失。比如,实现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有公共参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只靠自上而下的黑箱操作式的分配改革远远达不到目的,这是过去十几年已经反复证明了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分配制度改革是涉及所有各方利益的改革,特别是首先涉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这就必须有人民的参与,使人民得以通过民主途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公平分配的合理目标。而只靠少数领导人的善意和黑箱式的改革,则就难以达到目的。因为在黑箱式的改革中,人民无缘参与表达和决策,特殊利益集团反倒有机会深度介入,这就会使是原本较好的分配改革方案也会被他们磨淡、磨平、磨灭,使利益天平主要向他们倾斜,而不是向人民倾斜,以致于整个改革归于失败。

  五是改革的方案障碍。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知道需要改革,知道改革很重要,但不知道如何改,不知道改革大体应当经过哪些阶段,不知道今天迈出的改革步骤将来会使局势走到何处,不知道如何防范和应对未来改革中的风险,谁会冒险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方案障碍,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导致这种方案障碍的直接原因是意识形态障碍,因为它使未来理想政体的基本框架无法提出,也使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有严重缺陷。未来的理想政、经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还不清楚,也就是还未形成远景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无法研究、规划、设计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步骤和阶段性方案,即无法形成一整套政、经改革的顶层设计。导致这种方案障碍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设置重重障碍,进而直接阻挠政、经体制改革研究和改革方案的形成。

  六是如何协调各方改革也是一个大难题。改革是全面改革。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上,各方面的改革之间如何配套、协调,这是实践中的大问题。比如,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时,如何同时实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各方改革都能得到较好推进;反之,就都难以实现应有推进,甚至会一起归于失败。

  七是公众信任障碍。跟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现在的改革比较难于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这种障碍也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一是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长期以来的诸多假改革导致的改革公信力的大幅度下降,后果很严重。二是由于积累的问题过多过重,公众也有一种急躁情绪,希望通过快刀斩乱麻的彻底改革迅速解决问题,而改革者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会使这种改革受到公众的怀疑和指责。

  至于现在改革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我的评估是比当年邓小平搞改革时的难度还要大,而且大很多。当年的障碍主要是意识形态障碍,没有多少利益障碍在其中。那时党内外的总方向是支持改革的,改革阵营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时的体制机制也是比较适合那时的改革的。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难度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下一步可能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人民论坛记者: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给政府时间来解决,您认为下一步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或者说突破口在哪里?

  王占阳:现在只能推测。我个人的推测是,下一步可能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理由有三:一是在现行政体之下实现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很急迫,再不抓紧推进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以致于诱发政治危机。三是在比较系统的政改思路、方案形成前,以政改为重点的概率不高。而且同时以政治、经济两大改革为重点,通常也不大可能。但我仍然希望近期内能有相当分量的政改,至少是有与经改相配套的最低限度的政改,比如大幅强化财政公开的力度、加强媒体监督、扩大公共参与、推进法治建设等等。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通过统计,发现总书记讲话中反复强调的词有改革、中国梦、改进作风、反腐倡廉、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您认为他反复强调的这些词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王占阳:这里确实有一个大致的逻辑关系。“中国梦”实际是价值论,是讲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它的完整含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含义的“中国道路”包括了改革开放,因为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含义的“中国道路”也包括了依法治国,因为实现依法治国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也是它的长期目标。现阶段强调的反腐倡廉、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等则还属于治标范畴,但治标又是治本的必要条件。不治标就无法稳定大局,无法赢得治本的时间,无法减少改革的障碍,无法积蓄足够的正能量,无法走向治本。治标的价值在于治本,否则就是又走老路了。所以人们更加期待的是治标后的治本。只有治本才能赢得人心,赢得未来。也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治本。

  三种力度的改革将带来不同的效果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公众对改革的呼声很高,您前面也谈到了,民众有着殷切期望,改革者也是能够听到的,那么,您觉得改革前景会是怎么样?

  王占阳:这里无法展开讲这个问题,我抽象地讲一下吧。改革的前景无非是三种力度的改革:一是力度不够的改革,二是力度足够的改革,三是力度过大的改革。三种改革自然会有三种影响。

  由于存在深化改革的各种严重障碍,目前出现力度不够的、即满足不了基本需要的弱势改革的概率显然比较高。虽然这种改革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有限地缓解危机,但它终究不足以使大局开始转危为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追加有力改革,未来的前景仍将是非常堪忧的。

  如果实现的是足够力度的改革,则就能使中国开始从根本上摆脱各主要领域的主要危机,使大局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人们普遍期待的。

  如果实现的是力度过大的改革,则又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局面,以致于欲速不达。但在改革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出现这种改革的概率显然是最小的。

  应当看到,当前的改革实际就是化解危机的改革。能够开始从根本上扭转政经形势逐步下滑趋势的改革就是适当力度的改革。适度的标准就是能否扭转危局。展望未来,关键就是要看下一步改革的力度如何。不同力度的改革的效果大不一样。改革的机会已经流失得太多了,再无足够力度的改革可能也就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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